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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周家口剿捻(二)

时间:2016-07-0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王爱民

姗姗来迟

尽管清廷十万火急,剿捻的军政大权统统交由曾国藩掌管,但曾国藩并未因受宠而轻举妄动。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再向清廷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经过充分准备,曾国藩于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二十一从江宁动身赴徐州。这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入皖北,后又分两路进入豫西和鄂东,连克黄安、孝感数县,湖北省城武昌震动,曾国藩绕道先赴临淮就近指挥战斗。清廷令曾国藩节制豫、鄂、皖三省军务,并让其移驻徐州,曾国藩没有接受这一命令,仍坚持以四镇为防守据点之策。当时,捻军一支离开鄂东,转战进入山东,一支仍在豫西活动。曾国藩增加归德(商丘)驻军,改四镇布防为五镇布防,并令色尔固善马队与张树珊马步两军移驻周家口,抽出刘铭传一军充任游击之师。曾国藩准备过了年就移驻周家口,亲临最前线督师。

曾国藩是何时来周家口的呢?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曾国藩在致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新年即将移驻河南周家口。”两日后,他又在家信中说:“余明年正月即移驻周家口。”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曾国藩给他的次子曾纪鸿写信说:“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东济衮、河南归德(商丘)等处,驻扎周家口,以为老营。”由于山东捻军活动频繁,曾国藩没有成行。三月十四,在写给纪泽、纪鸿的信中说:“如果齐省(即山东)一律肃清,余仍当赴周家口,以践前言。”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五,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二人的家书中又说:“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一直到这年的六月初五,曾国藩在《致澄弟》信中说:“由水路上临淮而至周家口。”到这年的七月十二,曾国藩在《谕纪泽纪鸿》的信中说:“在临淮住六七日,拟由怀远入涡河,经蒙(城)、亳(州)以达周家口,中秋前必可赶到。”

曾国藩七月十六由徐州乘船前往周家口,至八月初六在亳州改为陆地行走,现将其进入周家口所记日记摘录如下:

初六“卯正自亳州起行。周家口张镇(张树珊总兵官)派来迎接之大车、轿车共六十辆,又在亳州雇牛车数辆、夫五十余名。行十二里,至十八里铺打茶尖(饮茶吃饭)。又行四十里,午正至鹿邑县住宿。名为六十里,实不足也”。

初七“早饭后,行二十五里,至赵村集打尖,又行二十五里,至石郎集(试量)。午初即到,在此住宿。是日,陈州府、县来接”。

初八“起行三十六里,至戴家集打尖,又行三十六里,至午正三刻抵陈州府。名为七十二里,实有八十余里……申正出门,至袁端敏公(袁甲三——袁世凯叔父)祠(在淮阳西大街路北,今已毁没)行礼。与小坞久谈,酉正归”。

初九“早饭后,起行十八里至李集打茶尖,又行三十六里至周家口住宿。名为五十四里,实有六十五里。陈州路极蛮,俗称‘走过陈州路,两步当一步’,盖路之远相传久矣……”

同治五年(1866年)秋,曾国藩驻扎周家口,担负军国大事,处理政务,查阅地图,部署河防,阻截捻军。一天,曾国藩从商水地图上看到有个曾庄村,颇为好奇,遂修书一封,差人送到商水县城西约两公里的曾庄村,言明天下曾姓是一家,意欲邀请该村辈分长者到周家口驻地一叙。几位老者应邀而至,谈话间,方知曾国藩是想与曾庄曾姓认宗亲。能攀上如此高官,真是求之不得,几位老者当场跪拜应充。曾国藩宾客相待几天后,又随同几位老者来到曾庄,先到曾氏祠堂祭拜先祖曾参,又虔诚地到曾氏坟茔祭奠。临别时,曾国藩赠送该村一面上书“全权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杏黄绸布旗留作纪念。据说,这面杏黄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时被毁掉。

曾国藩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驻扎周家口时,曾严惩过一批横行乡里的恶霸无赖。至今,周口民间还流传着曾国藩斩杀商水县衙恶霸周某的故事。那时候,商水县衙内有位八班老总周某。平日里,他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残害无辜,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慑于其淫威又无可奈何。因周某势力较大,地主官吏也拿他没办法。曾国藩尽管军务繁忙,但仍不忘关心驻地的治安,经常召见地方官吏、耆老,询问地方政事、民生。商水县地方绅士在拜见曾国藩时,当面向其详述周某欺压乡邻、残害士人的劣迹。曾国藩听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对众人说:“来日我定当详查,诚如是,格杀勿论。”

数日后,曾国藩与随从一起去拜访一位住在周家口的名士孔某。孔某是孔子的后裔,学识渊博,曾国藩对他尊敬有加。临别时,曾问孔某是否有什么心愿,他可以尽力帮忙达成。孔某回答说:“我衣食无忧,生活安逸,并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商水县衙内有个八班老总周某,平日飞扬跋扈,专门残害士人,有丧斯文,民愤极大,希望能假大帅之手予以惩治。”曾国藩这时想起了数日前商水绅士们所说的那个周某,便说:“周某平日之恶行我早已有所闻,此等有辱斯文的恶霸我定替百姓除之。”

回到驻地大营,曾国藩立即传令,召见商水县知事问话。当时商水县知事叶尔安,不知是何事,以为又要问县衙政事,便携带一干公文匆匆赶往曾国藩住处。只见曾国藩并不问其辖地政事、治安,而是一脸愠怒地问:“汝衙门内可有八班老总周某否?”叶平日也知周某之恶行,此时心中已料定是何事,便诚惶诚恐地答道:“有,但此人平日横行乡里,卑职已将其革职去矣。”曾国藩听罢即命叶尔安回去将周某解送来营。

其实,周某当时并未被革职。叶尔安匆匆回到县衙,来不及告诉周某,立即写了张革除周某职务的告示,命人贴到县衙院内影壁墙上。刚刚贴好,糨糊还没有干,曾国藩派来的解差就已经到了县衙门口。解差在县衙大堂前高呼:“谁是周某?”周某此刻刚好在县衙内,尚不知情,听到喊叫便应声答道:“我就是。”解差不由分说将周某绑在马尾巴上,拖到周家口大营。到达周家口时,周某已是皮开肉绽、气息仅存。曾国藩亲自审讯,历数其罪行,然后命人将其拖出去斩首示众。得知周某被斩首,商水及周家口一带的士绅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捻军施计

曾国藩把剿捻行营设在周家口,居中指挥,除了军事上的重要原因外,交通便利也是重要因素。早在康熙年间,周家口就因水陆交通便利,三面夹河,舟车辐辏,北通燕赵,南达江楚,西连秦晋,东接淮泗,成为中原一大商埠,河南四大名镇之一,曾吸引两湖、两广、山西、陕西等14省区商贾云集于此,成为“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商埠要衢,加之这里又是千里沃野,天然的大粮仓,为清兵的运粮筹饷,补充军事给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煞费苦心经营的河防之策,却在他来到周家口的七天之后,遭到惨败。捻军首领赖文光、张宗禹于同治五年八月十六凌晨,率领五万铁骑,冲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贾鲁河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这是周家口百姓配合捻军挫败曾国藩河防计划的一次最精采的行动,但在官方的史志中很少记载,《周口市志》《淮阳县志》《西华县志》只有零星记载。然而,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却如同璀璨的珍珠一样散落在周家口沙、颍、贾鲁河三岸。

周家口百姓对捻军的同情,对清兵的憎恶由来已久。据《周口市志》记载,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捻军在周家口一带活动达二十年之久。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捻军在高唐失败后,600多将士驻扎周家口南寨禹王宫。他们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受周家口人民的拥戴。后来,乡绅李庆云、贡生何熙宸等人勾结清兵,设局陷害他们。李庆云、何熙宸等人深知不能以武力取胜这支劲旅,于是就变换手法,由李庆云、何熙宸出面带粮食、牛肉、白酒等“犒劳”太平军,恳请太平军移师他地。由于二人貌似谦恭真诚,太平局就答应他们的请求,放心大胆地受用他们馈赠的东西。李、何又租用船只数十艘,吹唢呐、放鞭炮欢送太平军,同时,又在沿河两岸设下重兵埋伏。太平军将士在新渡口以东登船沿河东去,当船只行进到李埠口时,夜幕降临,船只进入埋伏圈,李庆云、何熙宸勾结埋伏在两岸的清兵猛烈开火,炮轰太平军将士所乘的船只,虽经捻军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周家口群众因此对清兵恨之入骨。

咸丰九年(1859年),清将胜保率兵驻安徽省太和县,指挥清军镇压起义的捻军。当时,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直隶、安徽四省之间,清军饷道被阻,供应上发生恐慌,急于开辟财源,以济军需。正在胜保束手无策之际,周家口人何熙宸(原籍浙江余姚,和胜保掌文案的刘捷系同乡姻亲关系)通过刘捷的介绍,向胜保建议“周家口商贾如云,市场繁荣,财货堆积,如在周家口设卡抽厘,粮饷不成问题”。胜保大喜过望,立即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委派何熙宸任周家口厘金总办。何在周家口找房雇人,准备设局办公。这一消息在周家口商民中传开后,群情愤慨,一致斥责何熙宸不应引狼入室,贻害地方。商民们为了泄恨,将何家住宅房屋焚烧数间,何熙宸星夜跑到太和县,向胜保控诉此事。胜保遂派官兵100余人,乘坐炮船,溯沙河西上,于农历八月初四抵达周家口,停泊贾鲁河口。次日即拦截过往商船,强行征收厘金。商民与官兵说理,拒不缴纳,并与之发生冲突,清兵开炮轰击,群众伤亡80余人。这时,河下300多名搬运工人,见清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商民,义愤填膺,投入战斗,挥舞抬货的木杠奋勇还击,将清兵全部歼灭,并将四只炮船捣沉,清兵尸体扔入河中。据故老相传,当时贾鲁河口水都染红了,胜保闻变后,说周家口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蓄谋叛乱,要派大军清剿,血洗周家口。市民闻讯后,认为反亦死,不反亦死,遂买枪炮,造火药,抽丁训练,积极准备与清兵决一死战。一时间剑拔弩张,战云密布。陈州知府刘拱辰担心事态扩大,奔走调解,周家口地方也派李庆云、李华、孙甲林等六人为代表,随刘拱辰乘船赴太和与胜保谈判交涉。因几位代表此行关系周家口百姓的生死,数万周家口人齐聚东门外,为代表送行,大有侠肝义胆、赴汤蹈火的气概。到了太和见胜保时,胜保戟门森列,严陈兵卫,对几位代表厉声斥责。但几位代表不畏强暴,据情说理抗辩。经过再三磋商,胜保提出惩凶、赔偿等条件,结果在满清官吏的操纵下,杀害无辜百姓杨和尚、李得功等六人,并向市民勒索抚恤金五万两、小麦四十万斤,仅将厘金由抽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这一轰轰烈烈的反清抗厘斗争,表现出周家口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

同治元年(1862年)7月,胜保在周家口设局抽征厘金,肆意讹诈商民。周家口杂货行行头杨远聚集商民200余人,砸毁局卡,击杀清军兵勇。周家口人民的抗暴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捻军的斗争。

进驻周家口的第八天,曾国藩准备指挥清兵对捻军实行围追堵截战术,企图将捻军歼灭在他划定的包围圈时,以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为首的捻军也在开展反围剿,决心打破曾国藩的战略防线。为此,赖文光、张宗禹在湖北大败清军后,准备会聚汴梁,研究对付曾国藩的策略。他们在侦知朱仙镇以北芦花岗一带的堤墙尚未筑成后,抓住战机,果断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突破曾国藩的沙颍河、贾鲁河访线,东进山东,以乱敌阵。

赖文光、张宗禹派鲁王任化邦率领一小股精锐部队在曾国藩到周家口的第二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一)就潜入周家口。任化邦足智多谋,到周家口后,经过一番探询,他发现这里群众基础很好,已是奇计在胸。他带人化装成商人,深入到沙颍河两岸各个寨门和被清兵杀害的周家口商民家中,发动群众,布置任务,巧设计谋。

“老坛元儿”酒是当时周家口有名的老酒。民间流传“凌云步月周家口,泊舟卸货饮老酒”,说的就是“老坛元儿”酒。它是周口四五老酒的前身。将全部计划向遵王赖文光禀报后,任化邦买下几十坛“老坛元儿”酒,并在酒中兑上慢性蒙汗药,准备在八月十五晚上,以周家口商会的名义犒劳驻在关帝庙的清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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